超级连接的博物馆，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学者怎么看？

弘博网 2021-09-2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博物院杂志 Author 陆思培朱末寒

导言

2018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国际博物馆协会在阐述这一主题时提到，当今世界互联互通，博物馆也加入了超级连接的潮流。

随着科技发展，博物馆通过新的藏品阐释方法可以找到新的观众。然而，不能皆赖于科技，博物馆应更关注当地社区及其成员，从而发现新公众。本刊特邀陆思培、朱末寒博士，就“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这一主题及相关问题，对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四位知名学者进行了专访。

本期访谈对象简介

桑德拉· 达德利

Sandra Dudley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院长、博物馆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博物馆与物质文化，尤其关注物件、物质和博物馆藏品，哲学理论在人类学、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博物馆与难民的研究。

著作：

《博物馆物件——体验物的属性》(Museum Objects: Experiencing the Properties of Things）,与人合作编著《博物馆的“物”——物件与体验、表征与纷争》(The Thing about Museums: Objects and Experience, Representation and Contestation）

理查德· 桑德尔

Richard Sandell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博物馆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博物馆与社会，尤其关注博物馆与社会公正，近年致力于博物馆与残障人士群体的研究。

著作：

《博物馆、偏见与差异的重新定义》（Museums, Prejudice and the Reframing of Difference）,与人合著《博物馆、平等与社会公正》（Museums,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对呈现残障的再思考——博物馆的行动力与能动力》(Re-Presenting Disability: Activism and Agency in theMuseum）.

希拉· 沃森

Sheila Watson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博物馆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博物馆与文化遗产，尤其关注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叙事、身份、地方感、历史角色及历史意识的研究，近年致力于情绪在博物馆中的角色的研究。

著作：

《不列颠与两次世界大战》(Britain and the Two World Wars)，与人合作编著《文化遗产与阐释》(Heritage and Interpretation)《博物馆及其社区》(Museums and Their Communities)。

罗斯· 帕里

Ross Parry

莱斯特大学执行副校长、博物馆学院博物馆学教授，研究方向为博物馆数字化，尤其关注数字文化遗产、数字媒介在博物馆及其他文化机构中的应用及知识生产，近年致力于文化遗产与商业机构的合作与知识交换的研究。

著作：

《博物馆再编码——数字文化遗产与变化的科技》

(Re-coding the Museum: Digital Heritag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Change)

桑德拉· 达德利：蕴含无限可能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

作为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现任院长，我很荣幸本院学者的研究能够为《博物院》杂志“2018年国际博物馆日”专访作出贡献。我院与各类博物馆、相关文化机构及世界各地的院校合作密切，研究成果不仅对学术圈、文化政策有影响，也对博物馆实践、实验与创新产生了积极影响。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涵盖了对全世界博物馆来说都必须面对的几个关键话题，因此意义不同寻常。科技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确实为形成新连接与新公众带来了无穷可能性，但是，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在主题阐释中指出的，我们同样需要重视科技手段以外的各个方面。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在这一领域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既关注时下最前沿的通信技术，也强调在博物馆与现有公众之间建立新连接以及创造吸纳新公众的其他方式。博物馆与谁连接？出于什么目的连接？连接是否足够深入？是一时兴起还是长期投入？连接以什么价值观支撑？这些问题都远比单单关注由数字化技术带来的连接人数重要。

“hyper-”这个词缀源自古希腊语，如今在很多英语单词中都能见到它。它有“太多”(too much)或者“过分”(excessively)的含义。我们可以据此推测，博物馆的超级连接也可能有不利的一面——至少，我们不能以数字和科技作为唯一的目的与价值观。博物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取决于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缘政治状况、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博物馆自身定义社群的方式，因此我们理应以此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同时，在博物馆思考自身工作愿景的时候，必然需要去挑战成见，改变传统的分类、定义观众重要性的方式，重新审视自身使命。

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尤为重视社会包容及多元观点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在我们独特的学院文化中，也在我们与博物馆、文化机构、遗产单位的多样化合作中得到强调。这与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以及国际博协提出的“博物馆是加强文化交流、丰富文化、促进理解及合作、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手段”的理念是一致的。把不同的人、不同的观点汇聚到一起，能形成比单个个体总和要大得多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超级连接的博物馆”蕴含着无穷的可能性。它集记忆、归属感、敬畏、灵感与希望于一身，通过分享不同的经历与观点带来疗愈创伤的可能，甚至挑战、改变未来。如果我们带着反思的精神探索这些可能，重视它们的价值以及科技和其他手段为博物馆带来的连接，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博物馆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角色和可能性。

思考“超级连接的博物馆”

如何理解国际博协（ICOM）对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 桑德

由于藏品利用、社区连接、博物馆与社会参与这些议题一直是我的研究重点，我对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很认同。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通过藏品与社区进行连接在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的研究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地位。

对我来说，“超级连接”的工作面向有很多，比如让那些从没觉得博物馆跟自己有关系的人看到藏品与自身的关联。除了让观众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藏品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发掘藏品的诸多内涵，让藏品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我们要追问：遗漏了哪些故事？哪些人会因为这种遗漏受到伤害？应该如何根据对这些问题的认知改变阐释展品的方式？在我最近参与的“特殊与非凡—医学博物馆中不羁的躯体与心灵”(Exceptional and Extraordinary: Unruly Bodies and Minds in the Medical Museum，以下简称为“特殊与非凡 ”）项目中，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与皇家伦敦医院博物馆及档案馆(Royal London Hospital Museum and Archive, London)、伦敦科学博物馆(Science Museum)等机构合作，旨在通过对藏品的多角度研究，发掘它们的历史、含义及与残障人士的联系，思考藏品如何可以有助于残障人士的社会参与和公共表达。这是我们对发掘藏品背后故事的一种尝试。

另外我特别想提出的一点是，“超级连接”的理念应该贯穿到整个博物馆工作之中，连接不同的社群绝不仅仅是藏品研究部门或者公共教育部门的职责。我很欣喜地看到，近些年，负责藏品研究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展览制作部门和负责社区、公众活动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

罗斯· 帕里

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向是探讨“超级连接的博物馆”、“连接的博物馆”和“博物馆”的区别。传统的博物馆的存在模式视博物馆为一个地点，它是人们去参观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场所，集合世界的碎片、物体、人工制造物品和自然标本，保存在特定的建筑当中。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发展的数字化技术使博物馆和观众之间产生了“连接”。藏品的数字化让人们可以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去查询、展示、探索藏品。同样，观众本身也是数字化技术的使用社群，他们随身携带的设备具备录音、录像、交流等多种功能，还可以上网查看信息，或者接收蓝牙信标推送的博物馆或者展览信息。观众由此成为展览的一部分，通过为展览贡献数字化内容，而激发展览的更多可能性。同时，观众利用手中的电子设备让参观过程更加个性化，比如不同国家的观众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展览信息，视力不好的观众可以利用数字设备对展览信息的字体大小进行调节。这些设备不仅成为参观的工具，而且成为观众实现自我认同的途径。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些观众带着他们自己的数字化设备进入博物馆大门之时，也将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带入了博物馆。所以，我口袋中的手机是通向我的数字空间中成千上万朋友的大门。观众在自己社交圈内分享展览的图片、信息和对于展览的评价，让那些没有到博物馆现场的人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接收到关于展览的信息，并由此产生对话和讨论，他们都成为了博物馆展览的观众资源。

“超级连接”是“连接博物馆”这个概念的延伸和扩大。博物馆不仅仅是让数字化的藏品信息在策展过程中方便使用，还在网站上公开藏品信息，促进藏品在网络上的传播和流通，并与其他藏品或者社交媒体连接。博物馆也可以将在线展览与展厅内的实体展览相连接，颠覆传统概念，模糊网络展览与实体展览的界限。因此，超级连接的博物馆不仅仅将藏品数字化，更允许这些数据在不同的平台、设备和应用上传播与流通。

从“连接的博物馆”到“超级连接的博物馆”的变化，既有赖于博物馆的数字化探索，还有赖于观众更为复杂的数字化设备使用方式。观众期待生活中的事务— 社交网络、家庭、工作、休闲娱乐、银行、购物、音乐、摄影—可以整合集成、互相连接，期待他们的电视、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的信息可以同步共享。同时，这些观众互相之间也是超级连接的。这对于“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是一件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超级连接的博物馆”不仅仅寻找更加优雅和复杂的方式将博物馆中的内容连接，还要对社会产生影响，所以“超级连接博物馆”对博物馆来说是一个极具挑战的概念。

希拉· 沃森

我认为“连接”必须基于与社区的长期沟通。我是谢菲尔德博物馆群理事会的一名成员，对谢菲尔德博物馆的工作比较熟悉，就以其为例来介绍。谢菲尔德博物馆的多数公共活动都有长期的规划，活动通过口口相传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博物馆做了大量的工作去了解、熟悉其观众，特别是对于那些很少有机会参观博物馆的人来说。其中，西区公园博物馆（Western Park Museum）位于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会在学校门口与等待孩子放学的年轻母亲交谈，了解需求，并通过建立兴趣小组和学校合作，同时与社会工作组织建立联系。深入的沟通无法通过一次两次活动达到，需要长期、频繁地接触社区。

这也是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虽然国际博物馆日有助于推行博物馆最新理念、助力博物馆推出新颖有趣的活动并扩大博物馆的参与人群，但若想与社区，特别是不太参观博物馆的人群来说，建立长久深入的联系，让观众有归属感，还是要依靠博物馆自身长期扎实的工作。

就英国的情况来说，尽管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有多少博物馆为今年博物馆日专门推出活动，但是与不同人群的连接、探索多样化的藏品使用方式一直是英国博物馆工作的重心。因为已经积累了长期的工作经验，博物馆开展新活动往往是基于已有项目和经验展开。

根据您的研究经验和工作经验，什么样的工作方法能形成有效的“连接”？

理查德·桑德尔

通过暂时地与社区分享权利，让社区成员参与到藏品意义、展览的构建中，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也有其革新意义。不过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种模式，一种博物馆与社区共同合作的关系。

我还是以“特殊与非凡”项目为例来说明。“特殊与非凡”项目周期长达两年，包括残障艺术家在内的残障人士、博物馆工作人员、研究人员等各方合作者举办了多次交流会议，分享彼此对于藏品的不同见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不是直接对残障人士说“好，请把你们的看法告诉我们，我们会据此改变我们的策略”，而是强调对话与共同创造的工作方法，因此任何决定都是多方共同完成的。这其中有激烈的讨论，每一方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最后因此形成的叙述是非常深刻的。

尤为重要的是，参与的博物馆都或多或少在这个过程中反思了自身的工作方式，承担了改变的责任，而不单单依靠暂时性的与社区分享权利获得合法性。借用科学研究中交易区理论(trading zone)的概念，我们希望创造一个非层级制的工作结构，使得社区成员带来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真正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知识和经验获得平等的交流。

同时，我们注重研究团队的多元性。虽然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博物馆美术馆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re for Museums and Galleries)为名义上的项目发起方，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也是研究团队中的成员。这样，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学术文本，还有展览、研讨的形式。

如何理解国际博协(ICOM)对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作出的解释—博物馆是加强文化交流、丰富文化、促进理解及合作、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手段？

罗斯· 帕里

一方面，博物馆数字化的历史记录了博物馆能力强化的过程—博物馆以全新的方式进行保存、展览、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博物馆也开始审视自身职能和定义，数字化也迫使博物馆思考为什么工作，如何工作。这是博物馆数字化时期的两个特点：新的能力(capability)和更多的自省(ref lectiveness)。

同时，博物馆的行业内部的交流和沟通也是我想强调的方面。由于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我们要在网上分享博物馆的信息，专家群体必须要联合起来，让用户找到(accessible)并使用信息。数字化和电子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要求博物馆共同合作。如果一个博物馆想要在国内或者国际的平台上分享藏品信息，就需要与其他博物馆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认同统一的技术标准、思考数字化带来的法律和伦理问题、思考不同博物馆的策展人如何工作，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什么。这种博物馆互相之间的聆听，思考，理解和认同，将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对话带到一个更便捷更高效的平台。

所以，对于我来说文化交流不仅仅意味着观众在网上去体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也意味着博物馆专业人士的文化交流和合作。由于数字化网络技术的发达，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距离被大大拉近，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理解、文化交流、多元合作，这是另一种层面上的文化交流。

研究团队的多元性这一点很有意思。我注意到您参与的项目里面往往有艺术家的参与，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对博物馆来说需要怎样的磨合过程？

理查德·桑德尔

艺术家往往能提供观看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方法。确实，合作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既要考虑创作的效果，也要考虑博物馆的工作状况。例如，博物馆的展览项目往往很早就确了，不一定有时间有空间展示艺术家的创作。在“特殊与非凡”项目中，我们决定采用戏剧、脱口秀等表演方式，就是考虑到表演的方式产生的冲击力比较大，也可有效利用博物馆的场馆。

同时我也认为，“创作”不是艺术家的特权，它可以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为什么我就不能进行创作呢？为什么博物馆就不能进行创作呢？当然，我并没有本事上台表演脱口秀。但是，我可以为艺术家的脱口秀创作做出我的贡献— 我对残障议题非常了解，我就能运用我的知识与艺术家交流，影响他的创作。同样，藏品研究人员对藏品的了解很深，策展人擅长利用博物馆空间，这些都是和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宝贵资源。因此，当我们向艺术家抛出橄榄枝的时候，我们会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任务，这是一个合作项目。同时，在展示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这些不同面向的“创作”，而不是说这是某个艺术家的作品。

对话与协作的工作方法能带来很多可能性，但也具有不确定性。在多方合作的过程中，该如何决定工作“质量”？会有哪些问题？您使用了何种工作流程或者工具去解决问题?

理查德· 桑德尔

并不是任何人一开始就接受这样的工作方法的——大家都有或多或少的不安全感，对项目带来的挑战也有不同的认知。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院博物馆美术馆研究中心之所以可以发起这样实验性的工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之前已经进行过很多类似项目，有良好声誉，因此参与各方都很信任我们，但这并不代表项目进行过程中没有问题。

首先我们要确立工作的准则，确保每个人接受项目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希望参与者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提出他们的想法，表达质疑。在“特殊与非凡”项目一开始我们就确定：我们要挑战社会主流对于残障人士的缺陷认知模式，创造医学以外的语言来讨论残障议题。有了共同的价值基础，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各方也都保持对话和反思，那么即使我们可能会在项目进行过程中不得不调整工作方法，我们对项目的认识是一致的，也不会质疑项目成果。由于对话的开放性，与其说我们获得的是妥协的结果，不如说是容纳了各方观点之后创造出的新观点。

我们的工作都是建立在持久的合作关系之上——保持交流是最重要的。这体现在很多工作细节中，比如，开会时我们摆放桌椅就要保证是一个鼓励讨论的桌椅布局，而不是“讲座”式活动的布置。另外，要保证参与者有足够的交流时间，并对讨论结果做出回应，而不仅仅是做出讨论的姿态。例如，在“特殊与非凡”项目的前期讨论中，博物馆的藏品研究人员会进行基本的藏品信息分享，接着艺术家、研究者自由探索藏品，然后大家再聚在一起，倾听艺术家与研究者提出的方案，据此分头研究，改进项目。

另外一个挑战是，博物馆机构内部的不同部门会对项目有不同认知，因此当我们和博物馆合作的时候，有时候尽管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可能也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状况发生。比如，“特殊与非凡”项目合作的医学类博物馆和学会都是很庞杂的机构。尽管我们和博物馆的策展人很早就达成了共识并签署了协议，但是他们隶属的部门有时有不同的要求，对合作有不同的期待。我们作为研究机构，需要进行协调。我们会尽量就项目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沟通，让合作者相信以我们的经验，在保证目标和价值观的前提下可以运用灵活的工作方式。

最后，由于我们对于项目是持一种开放性的、成长性的态度，项目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在过程中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往往不能准确计划项目成果，然而项目的资金赞助方往往需要我们给出明确的项目预期成果。因此，如何协调资金赞助方的要求，又保持项目的成长性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新观众？新观众有哪些特点？

罗斯· 帕里

一般意义上我们是这样思考新观众的：打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观众可以远程参观博物馆。无论是大型的国际博物馆，还是依靠志愿者承担主要工作的小型社区博物馆，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得展示自己的机会。

另一种思考方向是针对那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使用博物馆信息的新观众。当博物馆允许它们的藏品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传播，一些在浏览网上信息的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阅读的信息来自博物馆。例如，某人在寻找某件艺术品的信息，可能他浏览的高清精美图片或者文字信息来源于某个博物馆的馆藏或者策展人的诠释，但是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又如，在某个小学课堂上，学生在学习关于重力的知识，老师展示了一段视频来解释重力的含义，这段视频很可能是由某个科学博物馆公众教育团队设计制作的。

博物馆的信息通过在网络环境下与其他信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受众群体，这和传统博物馆的运行方式是不同的。博物馆的传统工作方式是邀请观众进入指定的地点，再运用大量的信息将观众限定在特定的学习环境中。然而在网络上博物馆可能在观众的认知过程中只贡献了一段文字或者几张图片，或者一段视频，这些信息的碎片与其他的对话相结合，变为了另一种形式的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博物馆观众的类别。这类观众可能并没有想要去博物馆的主观愿望，也并没有刻意地想要去搜索博物馆的信息，他们可能只是在网上随机地寻找他们感兴趣的信息，而被超级连接到博物馆。“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正在悄无声息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服务于网络上更加广大的受众群体。

博物馆需要如何运用新的办法去满足新公众的需求？

罗斯· 帕里

当博物馆决定接受在网络上面对全球观众的事实，就可能要考虑提供个性化的信息给不同地域的观众。博物馆要成为“超级连接的博物馆”，必须做出在线公开信息的准备。例如，博物馆要为不同国家的观众提供不同语言的信息，需要在不同的地区面临不同的有关信息的法律法规的限制要求等等。

同时，博物馆在拥有更广大受众的时候，要提高自身对于观众个性化需求敏感度。在提供信息的时候去选择与该用户所在地区有关联的或者与用户本身有关联的。例如，博物馆在向用户的手机推送每日信息的时候，可以自动查询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向用户推荐当地的艺术家、与当地有关的主题展览或者藏品等。博物馆在这个过程中不再仅仅是一个拥有展览的客观地点，而是要去分辨观众所处的地理位置，为每个观众提供地方化、个性化的展览。这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策展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博物馆在将藏品信息数字化的时候记录下藏品的地理数据(Geodata)，赋予藏品空间意义和价值，这样在用户搜寻信息或者博物馆推送信息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地理数据库中的搜寻结果。这种根据观众的需求提供不同展示的策展方式，也同样让我们重新思考博物馆的传统定义，这要求博物馆的工作需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去思考更多个性化的公众教育的问题。

可否与我们分享您在实践与研究中有关博物馆对藏品的策划使用、社区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模式？

希拉· 沃森

我在诺福克博物馆及考古部门工作期间，曾和教育部门的同事带着藏品来到当地监狱，通过藏品和服刑人员互动，介绍藏品的历史和博物馆的工作。我们的本意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服刑人员的读写能力，为他们出狱后的生活做准备。没想到的是，服刑人员对博物馆的工作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当时我们正计划重新策划当地一所历史建筑的展陈，当服刑人员了解到我们正在招募志愿者穿着古代服装讲解建筑历史的时候，他们最感兴趣的事是帮助我们制作这些古代服装。这件事得到了监狱管理层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的志愿者们把他们的衣服尺寸和将要扮演的人物告诉服刑人员，后者花了一年时间研究服装的历史，完成衣服的制作，包括蕾丝、纽扣。成品的精致程度令人赞叹不已。

这些活计全部在服刑人员日常活动时间进行，没有占用他们额外的时间。当志愿者穿上这些服装的时候，我们拍了照片，发给了服刑人员。

服刑人员无法参观博物馆的实体建筑，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博物馆工作的一部分，有一种自豪感，这对他们出狱后回归社会、建立生活的信心都很有帮助。对于监狱的管理人员来说也是好事。

这一点也是我想强调的——很多成功的合作是在计划之外的，关键在于博物馆要保持开放的态度，主动发现需求，并对公众的需求有所回应。

另外，我认为在英国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和社群一起工作，而不是为社群工作(work with communities, rather than for them)。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自己视作专家，告诉观众什么是对的，而是倾听观众的声音，了解他们想要参与博物馆工作的方式——为何不把观众当做博物馆的合作者呢？社区成员对于他们所在社区的了解程度往往能够补充博物馆人已有的知识结构，发掘藏品的潜力。

我们常常人为制造博物馆与观众的分野，把观众视作博物馆需要“争取”的对象，想要他们进入到博物馆中来。这当然十分重要，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博物馆也需要进入到社群中去，去了解人们在做什么。

在您的研究中，博物馆的历史叙述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您看来，博物馆有关历史叙述的“超级连接”工作应该如何推进？

希拉· 沃森

我认为博物馆有责任去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博物馆，他们不愿意收藏有关法西斯团体的藏品，而只是收藏他们觉得“没问题”的藏品，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收藏关于极端势力的藏品，就等于认可了这种藏品和这种立场。我认为，博物馆应该无惧展示让人不悦的或者有争议的藏品。我明白这有很多困难之处，因为博物馆可能会面临很多指责。但是观众应该有权利自己判断，自己做决定，博物馆的职责是协助这一过程，而不是替观众做决定。

博物馆需要什么样的工作机制才能促进与社区的合作关系？

希拉· 沃森

我认为应该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常常参观博物馆的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一方面，这有助于博物馆建立一个富有活力的社区，丰富博物馆的阐释工作。例如，在国家名胜古迹信托(National Trust)管理的诸多历史建筑中，负责观众讲解的都是当地志愿者，他们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给观众提供不一样的参观路线和讲解内容。

另一方面，即使工作人员离职，志愿者和参观者作为当地社群的一部分，仍然可以维系博物馆与当地社群的关系。在英国，即使政府对于博物馆的财政支持减少使博物馆丧失了很多工作人员，但是博物馆与社群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如果博物馆能够花精力培养自己的志愿者团队，重视他们的价值，那么志愿者就能够大力协助博物馆的工作。

将博物馆的工作开放给社区后，博物馆也许会碰到很多质疑的声音，那么博物馆如何有效汲取经验、回应质疑并平衡自身的工作核心呢？

希拉· 沃森

我第一次组织社区成员参与到关于博物馆工作的讨论中来的时候，受到的打击可不小。有些人甚至希望干脆把当地博物馆关了，觉得它不应该存在。我们做的努力都没有被认可。但我觉得这就是工作的常态，因为大家永远都会有意见。如果博物馆真的是为人服务的话，它如果不选择倾听，久而久之会产生一种“自己做的就是最好的”幻觉，而失去与社会的真实联系，只能满足特定团体的需求。

我举一个例子。我过去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港口城市，过去海难频发，因此我们在展览中包含了“残骸与拯救”(Wreck and Rescue）的主题。我们咨询了一些社区成员，发现大家很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是展现出社区的恢复力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助。而设计师设想的方案则希望着重呈现船只在风雨中颠簸、失事后的悲惨景象，希望通过设计手段让观众身临其境。这就是社区声音和“专家”声音之间存在差异的例子。

如果我们需要做出改变？那又如何呢，就当做一种实验。我觉得工作的重点在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领导力，应该在博物馆中建立一种鼓励全体员工与社区对话的工作机制和长远规划——接触社区不只是市场推广部门或者教育专员的工作，文物修复师、展览制作团队都应该纳入到与社区有关的工作中来。这样的工作不简单，为了准备地方博物馆的新馆及其开馆展览，我们花了几年时间组织社区成员小组讨论，介绍我们的计划，询问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做了许多采访，与社区组织沟通。这期间我经受了很大压力，也经历了很多挫折，但是我很有成就感。

这其实是一个理解需求和沟通的过程，包括博物馆工作人员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改变过程会非常慢，做一点，积累一点，久而久之，才会有大的变化。一下子改变所有事情是不现实的，因为政府、资助者、工作人员等各方的诉求都不一样。

本文改编自《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学者访谈录》，原文刊载于《博物院》2018年第3期（总第9期）。作者：陆思培朱末寒莱斯特大学。

《博物院》杂志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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